释妙旨：探问法显法师为何要西行求法

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IpCpTZA679J4X7xveld82A 日期：2020-07-28 点击： 属于：学术论坛 作者：释妙旨

探问法显法师为何要西行求法
（兰卡田野调查：法显寺）
释妙旨 2020.7.28

中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历史上有安世高，鸠摩罗什等西域高僧来中国传经送宝，也有中国的法显，玄奘等高僧西行前往印度取经，然后才在中国建立起了佛教系统，传承至今，并成为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关于法显法师为什么要西行取经，传统教科书式的说法就是：法显法师有感当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经仍然匮乏，尤其是戒律方面的经典，于是于六十五岁高龄西行求法，遍访南亚三十余国，公元410年到达斯里兰卡(当时称为狮子国)，在当时的首都阿努拉特普勒城的无畏山寺等处修学两年，然后在公元412年绕道爪哇回国。带回《弥沙塞部律》、《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和“杂藏”等梵本。他对斯里兰卡有深度的民间调查，写下《佛国记》对兰卡的人文和宗教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法显法师在兰卡的雕塑

历史浓缩了的定论，只在淺层逻辑上解释了法显为什么要西行取经，但是有一个更深的问题却少有人讨论，那就是：为什么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直到唐朝，中国在综合国力上稳步走强，中国有自己强大的主体文化，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高僧（知识分子）要去印度和南亚地区学习和取经呢？为什么不是我们的儒家思想传播给他们，而是我们接受了儒道教育的知识分子反过来要去印度和斯里兰卡学习佛教？假如不是我们本土的儒道文化有不足之处，那至少也是印度的佛教思想有对中华的儒道文化能产生重要的补充作用吧！
带着这个思考的课题，我展开了位于斯里兰卡中部的法显寺的田野调查，希望通过研究先人们的行迹，了解到他们的目的和动机，最后尽量接近或者能够解答我提出来的更深刻的文化问题。以下分为三部分展开：（一）田野寻迹（二）问题演绎（三）推导结论。

（一）田野寻迹
斯里兰卡有一处重要的宗教圣地是圣足山（亚当峰），是释迦牟佛当年亲临讲《楞伽经》的地方，位于中南部，法显法师先在北部的国都阿努拉特普勒学习，之后南下朝圣，途径兰卡最大的一个天然洞窟，在此小住几日时间，然后继续南下朝圣。他曾停驻的这个洞窟山下有一个村庄，是位于兰卡现在的首都科伦坡东南50 多公里的布拉特辛哈的一个狭长的山谷，当地人们为纪念法显,将此山洞命名为＂法显洞＂,当然村里的寺庙也就因此得名法显寺。
在两个半世纪以前，曾有一位叫波隆卡玛的法师在这一带宏扬佛法，以后又有法护、萨拉昂格拉、迦纳南达、班仰南达等法师相继担任这个法显寺的住持。自1944年以来，法显寺的住持一直是维沃罗·昙摩朗西长老（已圆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昙摩朗西长老和当年的财长罗尼·德迈尔先生共同向中国政府提出重建法显村的建议，中国政府欣然同意，出资援助法显村，重建法显村的工程于1981年7月16日正式开始。工程包括修建一百四十多户的村民住宅、扩建学校、铺设道路、重修法显寺。现在,村口竖着一块石碑,碑文上用僧伽罗文、中文和英文写着: ＂法显石-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
那么对于我做田野调查的角度，不只是去旅游看一下风景，而是带着问题和思考去探索，这样的出行既是一次旅行，又为这次出行赋加上了特殊的价值！我在出发去法显寺之前，就罗列了几个我需要去具体探索的问题：
1、为什么兰卡这么大，法显法师会走这条路，并在这里停留？（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在兰卡求学游历，绝不会漫无目的地乱跑，肯定是要对有重要意义的地方重点研究的。）
2、法显洞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法显法师在这里停驻几日，一定是这里跟佛教乃至对了解人文有特殊的价值，他才会驻足！）

法显寺的门匾

带着问题我在2020年7月26日这个星期天一早出发来法显寺，出发时一路下着雨，从8点多出发，汽车走了接近2小时，到达法显村的村口。村口有明显的“法显村”的指示牌，但非常老旧了。进入村道后，在村道边有一个停车场，外来车辆都要在此停车，然后步行上山。
停车后沿村道上坡走几十米，先到法显寺，这个寺庙门匾有中文“法显寺’的字样，但是寺院不大，显得非常残破老旧，估计从中国政府援建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再做修缮过。寺院里目前住着6个出家人，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小和尚，住持外出不在。沿着村道再往上爬，路越来越陡，山路边有文字牌子介绍这里的特殊植物，顺着山路可以仰头看到前方巨大的天然石山，然后就到达石窟了。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此值班，也当解说员。
上到石窟这里的平台，已经不能再上了，路分左右，管理人员示意我先看右边。我于是走向右边的平台，有一处围栏围着一个挖掘过的地窖，旁边有一个文字说明，上前一看，才知道这里是一处斯里兰卡非常重要的考古遗迹。在发现这个遗迹之前，兰卡可考的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在45000年左右，2012年斯里兰卡的考古学家在法显洞发现这里有斯里兰卡的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并进行发掘，然后在地下发现了原始人类的骨骸和他们的一些工具及采集的东西，直接将斯里兰卡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前推进到48000年前。

法显寺里的佛堂

看完这个考古遗迹，转向左侧的法显洞，沿石崖下的大洞窟，政府派人在浅一些的洞窟这边建了一个小寺庙，这个寺也属于山下的法显寺管理，但平时出家人不上来。寺庙门口的牌匾有中文字“法显洞“，据说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高僧太虚法师曾专程来此访问，他亲手写下了“法显洞”三个汉字，请当地僧人将字刻在洞口的上方。但是当年因各种原因，这件事没有办到。后来估计是中国政府援建法显村，也就把这个工作圆满了吧。
进入寺庙里面，迎面一尊长约18米的释迦牟尼卧佛像，据说这个佛像是一百多年前雕刻的。入内的右侧，有小侧室，进入侧门，是印度教的四尊神明，最里面有一个石头房子，内供三尊坐的佛相，墙壁有具有特色的壁画，经过询问，这个壁画是六百年前的古迹。那么从这些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个山上的寺庙，是经过很长时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雕塑和艺术的元素慢慢增加进来，直到今天我们眼前看到的呈现。
走出这个寺庙再往左侧，就是声名远播的法显洞了，石洞深8.5米,平均宽24.4米,为斯里兰卡已发现的最大石洞。法显洞非常深，可容纳1000人在这里集中，在这个洞中间，被挖开了一个方形的深坑，明显是考古人员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当天是下过雨的，在上山的路上，还略有小雨，山路是湿的，但是当进到法显洞的时候，由于天然洞窟的遮蔽，洞内的地面沙土都非常干燥，并不潮湿。在专门请教了管理人员几个问题之后，我自己对探索法显法师为何云游到这里，以及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以下是根据上述的踩点调研得出的逻辑演绎）
（二）问题演绎
首先，古人在文明发端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没有房子，食物匮乏，为了遮风避雨，躲避猛兽，存储食物，地势高的天然洞窟就成为他们的居所的首选（中国的山顶洞人道理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成为了斯里兰卡最早先民的穴居地，由他们迁徙繁衍了兰卡的其他原住民。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也就自然成为一直有人类活动的地方。
其次，天然的石洞干燥，不仅可住人，还适合存放需保存长久的珍贵物品，那么在古代，兰卡天气炎热又多雨，人们需要保护什么最珍贵东西呢---“佛经”！佛经结集之后，是在斯里兰卡最早制作成贝叶经的，但是贝叶经假如存放不当，也会因为日晒和潮湿而损坏，那么像法显洞这样的天然大石窟，上万年前就有原始人居住的地方，无疑是建造寺院来存放经书的最佳选择。所以法显当年来的时候，这个洞窟是有寺庙的和僧人的，并且据说法显法师当年在这里获得了一本珍贵的佛经！这是让他在此驻留几天抄经的原因（这是石窟管理人员确认的）。

法显洞内18米卧佛

最后，古代从北方的首都有两条古道可通向南方诸侯国。法显洞这个石窟正是位于其中的一条要道上。因为在这里曾发现一块古碑，这往往是古代大道的标志。在一千五百多年前，法显就是通过这条大道走向圣足山的。在古代工程水平低下的年代，人无法建造像今天一样的高楼大厦，也不能开辟宽敞的交通要道，所以许多人类的活动就要沿着自然资源的允许条件走，在兰卡贯通南北的天然交通要道上，刚好有一座天然的石洞窟，那么这里必然成为南北必经之地，而且在佛教占精神主导的时代，天然的大型洞穴往往成为重要的宗教集中场所。譬如印度的佛经结集地七叶窟，当年僧团要集合成千上万的出家人集会，首先就没有这么大的人工建筑可用，只能利用天然大型洞穴，而且这个天然洞穴还不能太偏僻，你要是搞到喜马拉雅山上去就没人找得了，这个天然洞穴一定必须是地标性的，离交通要道近，从四面八方聚集来的人才容易找的到。所以印度佛经结集会选择在七叶窟，而法显法师取经会驻足法显洞，是一样的道理。
到此，我们初步可以解决法显法师为什么会走这条路，在此驻足，并知道这个洞窟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和作用了。同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时代一个特定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生产力条件不仅决定了那里的人类政治经济的格局，也决定了宗教的重要的形态。
但是我们更深度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直接的答案，法显法师来兰卡时本已高龄，他本可以在中国安度晚年了，他却要来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取经，要克服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拔山涉水的各种困难，在古代这种长途跋涉甚至多有生命危险，但以法显法师和玄奘法师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当年还要前仆后继地冒生命危险去留学取经，为什么？人类行为的动力来源，无非两个方面，一个是逃避痛苦，另一个就是追求快乐。假如我们用这个做为探索的思考方法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古人学习佛教，分为两个方向来探讨：（1）我们的本土文化有不圆满的地方，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运用已有的思想工具来解决问题和哲学思考时有困惑。（2）佛教带来了新的精神营养，可以补充中华本土文化的不足。

法显洞内的寺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此两个方面继续进行试探性地解析：
1、中国本土文化可能存在的问题：
中国本土的文化，在先秦时代，可谓百家争鸣，后来到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之后，为了实现对大规模国家的治理，秦始皇实行书同文化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在华夏的治理上实现了标准统一，这个可以说奠定了中国后世大一统的格局。但是秦始皇没有解决一个皇帝合法性的道统问题，国家虽然统一了，但是源于先秦的不同的思想流派，或者说意识形态都很强大，国家没有统一的思想凝聚。秦灭之后，汉朝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外有匈奴袭扰内有王乱的背景下，为了动员国家的力量去克服困难，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国策，独尊儒术。而道家由于与医卜紧密结合，具有民间实用性，所以大体上从汉武开始，中国就形成了儒道两家独大，而儒家也在理论上成功解决了帝王的道统问题，使中国的皇帝从那时候开始，成为“天子”，得到了天命，这样就确立了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作者在法显洞里

但是儒家是侧重解决人与人这间伦理关系的，道家是教导人与自然关系的，儒家和道家都基本是重今世，回避灵魂和来世的问题。孔子是不谈怪力乱神的，特别注重现世，而道家有修炼之术，养生之方，也都是为了追求长寿甚至长生不老，从根本上讲，还是在通过把今世的延长，来逃避面对灵魂和来世的问题。但是人可以一时麻木不思考长远，可是发自生命的内在总会有一些机会去触发人去思考，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灵魂与生死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儒道两家的深奥东方哲学可以帮助知识精英们治理国家，建功立业，也可以指导他们养生休闲，延年益寿，但是不论你再成功的人，活再久的人，最后的生死问题还是要面对，假如灵魂的问题没有合理的答案，就会带给人们对生命不确定性的恐惧！（所以秦始皇才要派一千童男童女去仙岛求取长生不死的仙药，解决生死的恐惧问题）
由此可见，以儒道为主的中华本土思想，缺乏对生命终极问题的研究和解答，自然也就缺乏对灵魂问题的关注和关怀，而中国本土的民间信仰又缺乏理论系统性与哲学高度，无法在深层次去慰藉中国人关于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灵魂困惑，于是对一种灵魂关怀更有深度或更有指导效果的哲学或思想的需求就成为中国在佛教传入华夏之前的内生性寻找的动力。
2、佛教对儒道文化的补充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是处于欧亚大陆桥的中间段，向东可抵东亚，向西可达欧洲，由于这样的一种地缘政治格局，历史上印度不停地受到不是从西面就是来自东面的强大势力的征服，比如从东边过来的蒙古大军、从西边过来的波斯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队、还有雅利安人，都征服过印度，也势必将他们的异域文化带到印度来，于是印度本土的文化就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在欧陆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意大利半岛地区，古希腊文明政治上以共和制城邦国家为主体，经济上是早期工商业为主体，这样的政治经济生态容易孕育思辩逻辑，而显然这些又随着征服被带入印度并影响了印度的文化。
而由于印度的宗教繁多，不同的宗教为了竞争，必须发展出强大的逻辑自恰和理论系统，这样才不至于在宗教间的辩论败下阵来，而欧陆传入的思辩逻辑又恰恰可能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应用工具。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创立了佛教，同样具有这些特点。在继承婆罗门教的一些成熟教义的基础上，他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教义系统，对上至宇宙下至个体生命的解释非常系统化，逻辑化，几乎无懈可击，而且它对如何解决人的生老病死苦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并且对有可能受到外部的质疑而发展出因明学（辩论的逻辑学）。
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之后，有了最初的佛经翻译，尽管当时传入的经典不多，翻译也不尽成熟，但是佛教的因果报应，因缘业力，六道轮回以及如何修行解脱，这一套完善的对天地宇宙人生的解释，马上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假如我们说儒家是在讲三维层面的问题，道家是在讲从三维到四维的问题，那么佛教估计就是在讲四维以上空间的话了。它当然不会去取缔三维的儒道学说和思想，因为佛教自己也分世俗谛与胜义谛，但是佛教又解决了儒道没有解决的对于整个生命系统的解释和解决方案的问题，可以说佛教能帮助人梳理人自己的心理秩序，解决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于是对于佛教的这种既有深度又有兼融性的新思想，必然受到已有较高思维水平的中国知识精英的青睐。
着墨至此，我们就明白，中国的儒道文化有他本身的结构性空白（bug）,而佛教正好可以补上它，但本身中国本土文化也非常强势，又有什么样的历史契机可以让佛教文化传入中土呢？东汉未年中国分裂与战争，直到两晋，社会长期不稳定。民间的疾苦让生死苦难的问题的解答变得更加迫切，而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时期，各种思想更容易自由发挥，这为佛教可以渗入中华本土文化提供了天时；汉武帝击溃匈奴后打通了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使西域的佛教思想有可能传入中国，这为佛教传入提供了地利；军阀混战的割据时代，各方政权为了建立自己政权的意识形态，也有意扶持外来文化思想，这为佛教传入提供了人和。所以汉末至东晋，不断有印度和西域高僧来华传经和译经，乃至鸠摩罗什，为北方军阀政权所支持进行大规模佛经的翻译和传入，而中国僧人和士大夫们在两晋的清谈时期，在思想的约束少，儒家不强大，黄老的清虚无为成为风气时，接触到耳目一新的出世之学佛教，并为之吸引。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法显法师等，感觉到西域高僧传入的佛经并不全面，于是开始萌动了各自的西行取经。
（三）推导结论。
演绎到此，我们最初的疑问也就初见解答了。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道家思想，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自己与自己的关系，自己灵魂生老病死的关怀问题，是一个空白，而佛教的传入，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法显法师和玄奘法师出生和成长在中国，他们的基础教育受的都是儒道的熏陶，他们是有文化上的比较能力的。当佛教的思想架构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吸收到了养分，但是传入的佛经又不完整的时候，那么就像看了一部电视剧的前几集，已经深深被情节吸引，追着看完全剧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佛教的思想以及人文关怀，形成了对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的补充，儒释道三家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唐以后逐渐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生产力水平低的地区，不代表那里就不可能诞生对人类有积极指导意义的思想，印度与中国汉唐时期同属农业文明，他们各自诞生的文化思想也就具有可以接近的共性，只是区域不同，或有差异，但各自的优点却可以形成优势互补。所以到佛教的兴盛地区求法，以使中国本土文化得以补充变得更加圆满，或许不是法显法师和玄奘法师他们最初就有的大局观，但他们做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思想层次在他们的年代属于少数知识精英，他们用自己的理性体会到了佛教思想的优胜之处，为个人追求精神超越，也为佛教在中国建立完善的系统，他们毅然西行取经，但客观上他们的努力，使中国文化得到了佛教的补充，使中国文化从此展现出更大的张力。

参考资料
1 Erik Zurcher: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 China”
2 法显法师：《佛国记》
3 宋立道：《法显时代的斯里兰卡佛教》

作者：释妙旨，祖籍广东潮州，2000年大学法学专业毕业，曾在企业担任中层管理数年，也创业经营过素食餐厅和开办国学学校。2013年3月于山东省淄博市博山正觉寺剃度出家，2014年10月于浙江省绍兴市炉峰禅寺受具足戒，2016年-2018年任正觉寺教务长。2018年赴斯里兰卡参学，现于斯里兰卡凯达尼亚大学攻读佛教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