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治平:临汾历史上有这样一位厉害老汉(之二) ——法显79岁回到汉地,到86岁圆寂,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三大功业
杨治平 2021.8.7
目录:
一: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称他为“中国的脊梁”(点击标题阅读文章)
二:法显79岁回到汉地,到86岁圆寂,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三大功业”
三:“尧”是临汾历史上获得赞誉度最高的人物,这之后恐怕要算法显
四:法显“之于临汾的危机”是许多人不知道法显是临汾人,当然谈不上打好“法显牌”,临汾有责任守护好法显的“临汾籍贯”
(全文共四节,这是第二节)
播讲人:慕洋洋
(正文)
度尽劫波今犹在,抖擞精神再出发。公元412年,法显在西行14年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从天竺回到了汉地。当时的汉地是“一地两朝”,仍然分裂为南朝和北朝。他回到的不是祖籍平阳所在的祖国,也不是西行出发地长安所属的北朝。他搭乘的商船在青岛牢山(今崂山)登陆,青岛当时隶属于青州长广郡(当时“州”的行政规格高于郡县),青州归南朝的东晋政权统治,这是东晋义熙八年的事。法显后来就生活并圆寂在了东晋。最早给法显做传的僧人是南朝梁国人僧佑(高僧),梁国与东晋是传承关系,在为法显所作的传记中,梁僧佑明确记作法显是东晋人。后来史书有关法显生活的时代就按东晋说了。
法显不顾年迈体衰,行程超过十万八千里,历经三十多个国家,只争朝夕,矢志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已经到了东土汉地,到了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平阳临汾?又为什么不回长安去?
法显是一个“仪轨整肃”的高僧,后来又成了律经大师,给人似乎是刻薄寡恩的印象。然而从法显留下的传记看,他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法显不仅佛教的使命感很强,家乡的情节也很浓。在斯里兰卡时,他看到一把来自“晋地”(指东晋)的白绢扇,竟然触景生情,“不觉凄然,泪下满目”。他乘坐的船只在青岛靠岸时,看到陆地上生长的在老家平阳一带也有的“藜藿菜”,也就是“灰灰菜”,用“依然”来表述,“知是汉地”,感到很激动。法显登陆以后,从青岛到了彭城,即今天的徐州,这里是回家较近的地方,法显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远离诸师久,欲趣(去)长安”,还是想回到汾(河)渭(河)平原所在的老家和长期住锡的寺院去。
法显终究没有回去。除了他自己讲的,当时在徐州“所营事重”,也就是从事的工作脱不开身等个人原因外,两边的政权对立,国土分裂,他也不容易回去了。当时的南北两朝还处于战争状态,在法显回国前两年,山东半岛还属于北朝的南燕政权,后来才归了东晋。当然其中的因素,也与法显不再是普通僧侣,成了高僧大德甚至被人称作“佛”有关。他从青岛一上岸,崇奉佛法的长广郡太守李疑就亲自到海边迎接,法显受到“热情款待”,在彭城,他又受到徐州刺史刘道怜“一冬一夏”的供养,而且赋予了重任。
从当时东晋和长安的情况看,法显也不需要回去了。南朝的东晋政权,与北朝比,相对统一,而且安定。这时的东晋早已不是先秦时期的“荒蛮之地”。北朝的战乱,从西晋“八王之乱”引起的“衣冠南渡”起,到剧烈动荡的“五胡乱华”,把北方大量的汉族人口都赶到了南方,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一轮大规模南下移民潮。南下移民中,包括大量拥有知识文化和社会财富的士族阶层。中国历史强调正统性,这时的东晋政权,在中国历史纪年中,已经占据了正统地位,当时即使北朝发生的一些大事,史家也用东晋皇帝的年号来记载。另外,还有很重要一点是,当时东晋的佛教文化与北朝一样兴盛。唐代诗人杜牧有句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比较客观的描述了当时的状况。世事就是这么凑巧,恰在法显登陆后不久,法显要去的长安,佛教僧团的情况有了大的变化,西域来的高僧鸠摩罗什入灭,佛陀跋陀罗被排斥到了南朝。法显对重回长安不抱希望,当然再回平阳也就无从谈起了。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北朝的佛教中心是长安即今天的西安,南朝的佛教中心是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法显在去天竺的途中,曾与之伴随过的智严、宝云两位僧人,早已返回,在法显归国之前到了建康道场寺。法显在徐州“夏坐”以后,不再“争取”叶落归根,决心留在了南朝。
在南朝,近八十岁的法显,又“整装再出发”,向着佛教文化中心建康踯躅前行,开
启了自己归国以后的“创业之旅”。从青岛登陆到彭城,再从彭城到建康道场寺,直至荆州辛寺(今天王禅寺)圆寂,法显大致用了7年时间,建立了“三大方面的功业”,了却了心中的夙愿,终于没有辜负佛教事业赋予的神圣使命。
第一大功业是主持修建龙华寺。法显从青岛到南京走了一年多,其中在徐州停留的时间最长。徐州当时叫彭城,是“北方锁钥,南方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中国有句成语叫“逐鹿中原”,徐州就是中原地区“逐鹿”的一个节点。在法显归国的时候,住守徐州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刺史刘道怜,他是南朝后来灭掉东晋建立宋国的皇帝刘裕的弟弟。刘道怜与青州长广郡太守李疑一样崇奉佛法。在刘道怜的支持下,法显在徐州北部的桓山,主持修建了具有天竺风格的龙华寺。
龙华寺在中国佛教寺庙建设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以至于后来全国一些地方的佛教寺庙都叫龙华寺。它被有关专家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庙。后来我们看到的许多佛教寺庙,都有它的影子。龙华寺建成后,约一百来年,《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随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巡游了龙华寺,他们看到的是一座庄严、规整、宏阔,天竺风格很浓的寺庙,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评价法显“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法显按照他从天竺带回的佛教寺庙图主持施工。同时,也按照他在天竺学到的佛教戒律制定了寺庙和僧人的“规章管理制度”。
龙华寺复原图(五个大殿,与桓魋石窟,实际是在一个中轴线上,为了能看清楚桓魋石窟 ,有意错位。
我们讲龙华寺充分体现了天竺风格,不仅仅是外观形式上具有天竺元素,更是因为它在建设上有一些根本性的佛学要件。据专家学者研究,龙华寺明显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寺庙建设与山体石窟融为一体。在天竺,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据说法显之后北魏时期开凿修建的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受此影响。二是明确寺庙山门朝西开,表示心向佛祖。三是整个寺庙形成从三门殿、弥勒殿到大雄宝殿的中轴规制。四是按照法显西行带回的释迦牟尼佛像和弥勒佛画像塑造寺庙佛像。五是把西行带回的“持石”,据研究应该是佛教的圣物如佛舍利之类,镶嵌供奉于寺院中。六是形成普通信众广泛参拜寺庙的“龙华会”,俗称“庙会”。
建筑是文化的有形体现,它的示范、引导、交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鉴真和尚对中日友好影响大,声誉高,其中一点,就是他东渡日本后,在奈良,主持修建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唐招提寺。幸运的是直到现在,这座寺庙还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而且是日本律宗的大本山。可惜法显主持修建的龙华寺,后来遇到几次灭佛运动,以及中原战乱频仍,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原址仅留下石刻等少量遗存,原来的风貌早已荡然无存了,但是,他的这一功业是不可磨灭的。法显把他从天竺负重带回的除经书以外的许多物饰,如寺庙佛迹图画、佛像、持石等有形和无形的很多东西,都贡献运用到龙华寺的建设中。法显当年的心绪应该是充实快慰的,这也可能是他在自传中讲自己在徐州“所营事重”的一个重要原由。
第二大功业是撰写了《佛国记》。法显到了南京,住锡道场寺,开始潜心翻译带回的佛教经卷。他一开始并无意写作西行传记,认为太费功夫,这也符合他做事低调,不好树碑立传的性格。但是,在当时来说,法显西行,在佛教界和社会上影响很大,因为他的行为属于“创辟荒途,陆海并遵”之举。他西行的经历,佛国的情况,是许多人迫切想了解的。中国又是一个重视史志记述的国度,东晋时,这种氛围已很浓厚。许多僧人和官员要求他做一下这项工作。
据学者研究,法显在两位佛学大师慧远、慧观的请求下,先是完成了一个初稿,被认为太简略,只好“详写”,最终完成了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西行记。尽管法显再一次的写作比上一
次已经算是很详细了,但是与后来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比,还是粗略的多,甚至连题目也没写,以至后世为该书起的书名达11个之多,但多还是称作《佛国记》,也有人称作《法显传》。造化弄人,套用一句古人的话叫“无心插柳柳成荫”,法显的这部书,竟然成为奠定他功业的重要事项之一,不仅确立了法显“中国西天取经第一人”的地位,而且使法显在后世的诸多领域有了广泛的影响力。社会上许多人了解法显,正是从《佛国记》开始的。法显的这一行为,也给后来西行的求法僧,如唐玄奘、义净等僧侣,起到了表率作用,约230年后,唐玄奘西游结束回到长安,写下了《大唐西域记》,又26年后,也是在唐代,义净法师西行天竺归来,写下了《南海寄归内法传》。《佛国记》仅有13000余字,简明扼要的记录了法显西行的经历。文中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反映了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状况,系统完整的展现了古印度和西域及中亚、南亚甚至还有东南亚地区的宗教现状、佛教圣迹、风土民情、山河地貌,比较难得的全景式记录了印度洋、太平洋、南海、东海的航海行程。《佛国记》掷地有声的语言文字,有料有温度,犹如篆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一样,在中外交通史,中外地理史,中外交流史,中外航海史和世界佛教史等方面的价值很大。《佛国记》从十九世纪起,已被翻译成至少5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佛国记》的应用十分广泛。我们知道,《水经注》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很重要的地理书籍,在《水经注》中,作者郦道元引用了《佛国记》中的记载至少20余处,这也是法显能够得到郦道元高度评价的原因之一。在那个时候,大航海还没有用上指南针,《佛国记》告诉我们,舵手如何依据原始的天文知识,使用牵星术,确定方位,导引航向。印度、斯里兰卡等中亚、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佛学家,在研究整理本国的历史和佛教史时,《佛国记》更是重要参考,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除佛祖释迦牟尼外,很少有人像法显一样完整行走了北天竺、中天竺、南天竺等古天竺的各个部分,之后又到了狮子国,即今天的斯里兰卡,而且行程记录又真实可信。印度有历史学家讲:如果没有《佛国记》,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呢?因为在天竺,由于文化传统和宗教的原因,人们不重视现世而重视来世,不重视物质而重视精神,一般不会有意识的对经历的事情进行记述和保存。即使在法显西行的那个时期,天竺属于繁荣昌盛的笈多王朝统治,也缺少甚至没有文献史料。如此种种因素,造成后世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包括佛学家、地理学家等等,在系统梳理和研究考证历史事件和文物古迹时,《佛国记》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史料,被人们视为珍宝。据说现在的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许多佛教圣迹的再现,相当程度上依据的都是法显和玄奘、义净这些求法僧的回忆录。正是因为《佛国记》有这样巨大的价值,法显的影响力才能超出佛教界,超出国度,为诸多方面广泛认同。目前看,《佛国记》的影响,还会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一直延续下去。现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法显不仅是历史上完整行走“一带一路”的第一人,而且《佛国记》,对“一带一路”的旅程有清晰的描绘,这给践行“一带一路”的后人,是精神上的强大指引。
第三大功业是对佛学的贡献。法显在佛学上的贡献,根据作者涉猎到的专家学者关于法显的研究,主要有三点,一是取回了11部经书,其价值意义非常大。二是开创了汉人直译(梵文)佛经的先河,并且翻译了多部重要佛经著作。三是在佛学上广有建树。
这里先讲第一点。法显取回的11部经卷中,有四部属于律经方面的经书,这也是他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要知道在法显西行之前,汉地没有一部完整的律经。不仅如此,在中国佛教现存的四大部律藏中,法显一人取回的就占了其中的两部。在世界佛教现存文献中,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律经有六种,其中有四种以汉译本的形态存在,在这四种中,有两种是法显取回译成汉文的。如果没有法显,今天的佛教文献中,这两种律经就可能已经失传了。在同样与临汾有关联,被视为国家图书馆“ 四大藏书”之 一的“赵城金藏”中,有三部经书由法显当年取回并保存至今,其中一部,明确标记由法显翻译(见图),这也是冥冥之中法显对老家的报答吧。

金刻本法显译《大般涅槃经》上中下三卷(赵城金藏真迹复制)
第二点是法显的译经功业。他在这方面的功业也很大。法显首先是作为“汉人直译佛经第一人”的身份而名垂青史。从《佛国记》的汉语表述看,法显的汉语文言水平是很高的,从他西行求法过程中的史料看,法显的梵文、巴利语水平也不低,加上他的佛学造诣和在求法过程中对佛教圣迹的体察感悟,以及西行过程中与天竺高僧大德的学习交流,法显的译经水平属于上乘了。著名印度学家季羡林对法显的译经水平评价很高。认为法显:既通梵语,又善华言,译起经……既不伤文,也不伤质。法显把他人生最后的时光都献给了译经事业,他是在湖北荊州辛寺(今天王禅寺),翻译从斯里兰卡带回的《弥沙塞律》时,未及完成而圆寂的。南朝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说:“法显众经多译,唯《弥沙塞律》一部未及译出而亡”。据研究,法显从回国到圆寂,独立或合作翻译经书达六部63卷,共100多万字,这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何等不易。在那个年代,中国的佛教领军人物和译经主持者中,不少是来自西域的僧侣,其中一位叫佛驼跋驼罗,与佛祖释迦牟尼是同族,也是法显的一位重要译经合作者。

东晋三藏法师佛陀跋陀罗共沙门法显译《摩诃僧祗律》二十八
东晋三藏法师佛陀跋陀罗共沙门法显译《摩诃僧祗律》三十七
第三点是法显在佛学上的建树。法显在汉传佛教史上,人们习惯对比的是唐朝的玄奘,似乎法显在佛学上的建树不如玄奘,人们所以有这种印象,一个是受小说《西游记》的影响,再一个是不了解两人的情况。法显西行是汉地求法僧的拓荒之旅,取经的困难要多得多,精神上也落寞无助地多。唐玄奘无论是西行还是回程,都得到了佛教界和官方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他43岁时回到唐朝,正值年富力强,到62岁去世,有19年时间潜心佛学。加之玄奘遇到的又是千古名君唐太宗李世民和一代英主武则天,其中还有唐高宗李治,而且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如李世民和李治,父子二人同为玄奘的一部译作写序,史称“二圣序”。那时的唐玄奘,在长安城是高徒满门,名家环绕,他撰写一篇佛学碑文,都能有大书法家褚遂良誊抄,玄奘也写了回忆录(《大唐西域记》),但不是自己一笔一划写来,而是口述以后,由著名的辩机大师记录整理而成。唐玄奘据有的这些“平台”,不是法显能够相比的。法显回国以后,仅有7年光阴,而且是老迈年纪,什么事情都要身体力行,青灯孤愤。但是,他在佛学上的建树,一样是巨大的:
——法显住锡南京道场寺后不久,受僧友也是山西老乡的佛教大师慧远之邀上了庐山,并且停留了一个时期,在这里,他以汉地律学大师的身份,后人也有说他是“中国佛教律师第一人”,参与了有关佛门律学的“制度”建设,大大完善了汉地因律藏残缺造成的佛门“规矩”不健全问题。
——虽然说,法显在佛学上没有像玄奘一样开宗立派,不是宗派祖师,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功绩至今为佛学界广泛认同,就是他取回并主持译出了《大般泥洹经》。这部经书的翻译和传播,在当时佛教界是一件大事。据史料,仅翻译工作,就有250人参与。这部经书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与儒家文化宣传的“人之初,性本善”相暗合。从这部佛经译出开始,在中国佛学界,开始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佛性论”。“佛性论”的思想,有力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大藏经主编杜继文甚至认为“佛性论”的宣扬,“成为隋唐以后中国佛教的主导意识”。在印度佛教中国化这一进程中,佛教与儒教、道教取得了统一,在东土汉地上,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法显作为取回、翻译,并向广大僧众传授“一切众生能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佛教观的先驱者之一,其功德,是不可限量的。
——佛学由于太过深奥,修行的过程太过艰巨,使许多人面对佛教而心生畏惧。国学大师季羡林认为:“法显对大乘教义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顿悟说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法显西行》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的陈大伟教授认为:法显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从天竺获得的《杂阿毗心论》,妥善解决了学习佛教过程中对义理掌握的详简之争,法显对毗昙学的传译有很大贡献,大大推动了当时中土毗昙学的发展,为此后中国唯识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而言之,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季羡林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认为: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开了一个新纪元,甚至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2021.7.30写
2021.8.7改
下节讲述:
“尧”是临汾历史上获得赞誉度最高的人物,这之后恐怕要算法显
作者:杨治平
播讲:慕洋洋
编辑:冯春海 陈建峰
插图:冯春海

作者:杨治平
作者简介:
杨治平,男,汉族,1962年3月生,山西襄汾人,大学学历,历史学学士,1982年9月参加工作,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临汾市政府副市长,现任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
播讲人:慕洋洋
播讲人简介:
慕洋洋,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北京开放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播音主持专科特聘教师。
2009年与瞿弦和、张钧英、徐涛等朗诵艺术名家一起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录制发行-纪念5.12汶川诗抄名家配乐诗朗诵合集。
为雀巢奶粉、好奇纸尿裤、康师傅方便面、巧乐兹棒棒酱、伊利牛奶、中国联通等高端广告配音以及多部企业专题片、纪录片旁白解说和译制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