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维学：一带一路的拓荒者——法显

来源： 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 日期：2018-11-27 点击： 属于：学术论坛 作者：

一带一路的拓荒者——法显
袁维学
2018.11.26

作者：袁维学

  法显（约334－420），平阳郡武阳人，是我国东晋时代的一位高僧,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鲁迅先生说，法显，空前之伟人，中华之脊梁骨。
关于法显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有些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一、法显的生卒时间；二、法显的出生地；三、法显西行前的生活状况；四、法显在回国途中在海上漂流到了何处。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我就自己所知，讲一点关于法显的浅见。

法显其人
“法显”，是他出家后的法名，俗姓龚，约公元334年生于平阳郡武阳。他有三个哥哥，但均夭折。父母担心他也养不活，于是把他送到寺院里，希望佛能保佑其子平安无事。后来，法显不愿还俗，受了大戒。
法显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东晋时五胡十六国在中原争夺混战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战乱的时代，也是佛教东传进入中国后大发展大流行的时代，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又是中外文化交流较为活跃的时代。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产生于印度，其后，便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经过一千多年时间，早已传到中国西部和北部游牧民族区域。东汉明帝时期（约公元67年左右）经西域(中国古代将敦煌以西以北泛称西域）传入中国。
这时由西北游牧民族和游方僧人带到中国的佛教教义、教理、教规、教律等佛典很有限、很粗略，而且全是口说，没有书面文字，这同有高度文化的中国国情不符，同佛教在中国大发展大盛行的需求，距离很大。当时佛经不全，仅有数种，律经缺乏，尚未传来。僧人活动和传教等也无律可循，各行其是，相当混乱，问题很多。加上没有文字经文，全靠口耳相传。印度人口传给西域人已经过一次转译，西域僧人传给汉人又要一次转译，转译失真，不言而喻。所谓一个和尚一个师，一个和尚一本经，不知孰是，乖谬错误，不知凡几。法显作为中国高僧，对这种状况颇为不满。而要解决当时中国佛教的这种混乱状况，必须治本，必须中国人自己拿到真经，直接译为汉文，以真经为据，有律经可遵，佛教才有可能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下去。这就是时代给当时中国佛教和中国社会安定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法显担当了这个重任。
法显于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毅然偕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人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寻求戒律。途经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没有路径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的大沙漠，翻越崖岸险绝、壁立千仞、临之目眩的葱岭……倍尝艰辛，到达了天竺，游览了30余国，历时14载。与他一同西行的先后有10人，或半途折回，或病死异国，或久留不还。只有法显一人，百折不挠，坚韧不拔，孜孜不倦，终于完满夙愿，由海路携经而归。法显是位有情有义的和尚。有两次最为感人：一次是，慧景在小雪山病故，他抚尸痛哭，表现出深厚的同道之情；一次是在斯里兰卡无畏山寺院里见到玉佛像旁边商人以中国生产的白绢扇供养，油然而生思念祖国之情，凄然泪下。法显回国后，抵建康（南京）与外国禅师佛驮跋陀罗直接从梵文译出《大般泥洹经》等经律，开创了把梵文佛教经典直接译成汉文的先河。并把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佛国记》一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最后圆寂于荆州（江陵）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法显的出生地
  法显出生在何处，历史上有两说：一说法显是“平阳武阳人”，一说法显是“平阳襄丘人”。据此，现代学者也有两说: 一说法显出生于山西省临汾，一说法显出生于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莫衷一是。
为了探其究竟，2017年4月，我特邀有志于弘扬法显精神的人士贾雪梅、冯春海、郭晓宏、张军民、赵兴国、段秀红等一行专程赴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走访了刘翠菊等当地法显研究者。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法显出生于临汾市襄汾县。其理由是:《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开元録》等都说他是“平阳武阳人”。在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辖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武阳或为平阳之误，故《历代三宝记》等即称之为“平阳沙门”。当时平阳郡治所即在平阳县，县城故址在临汾西南。襄汾县襄陵镇，原襄陵县，即位于临汾西南。法显可能出生于此。旧襄陵城北门内东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当地称之为北寺。此寺已不复存在，但在寺院原址上有一株千年古银杏树，亦然生机勃勃的屹立在那里。据当地人讲，原北寺在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6年）地震时损毁，其后建立了新北寺，亦称庐舍院。据说，新北寺西侧有圣寿寺。该寺为纪念法显而建。当地有每年“腊八节”举办“浇雪山”以纪念法显的习俗，该习俗已相承千余载。
   其实，关于法显的出生地这个问题，也很简单。法显出生于平阳郡是公认的，那就看看历史上平阳郡在哪里以及它所管辖的范围就明确了。东晋时平阳郡只领一个县即平阳县，县里无武阳和襄丘。襄垣自古属于上党郡，从未归属于平阳郡。所以，法显出生于襄垣之说就牵强附会了。
   法显去天竺取经之前已在各地寺院活动六十余载。长治市襄垣县距临汾市襄汾县只有咫尺之遥，法显或许在那里的寺院生活过。我认为，不必纠缠在法显的出生地上，这没有多大意义。弘扬法显精神，才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而主要的目的。

法显在海上漂流到了何处
  法显在斯里兰卡居住了两年后搭乘商船去广州。但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阴雨，难辨方向，在大海之中漂流了九十余日，才到达一个国家，名叫耶婆提。在耶婆提国停留了五个多月才又搭乘其它商人的大船，回到了青岛崂山。
耶婆提究竟是什么地方，有两说：一说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岛；一说是美洲的墨西哥。我认为是前者，而非后者。耶婆提当是梵文的Yavadvipa的对音，是汉语翻译过来的地名。Yavadvipa汉语有多种译法，汉时译作叶调，后又译为阇（shé）婆，而法显则译作耶婆提。实际上，都是指一个地方，即爪哇或苏门答腊岛。关于耶婆提，外国古书中已有记载。成书于公元前后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中说，东方有一个名为耶婆提的地方。公元2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其著作《地志》中称该地为Labadiou，意思是黍(shǔ)稷之岛。他说此地非常丰饶，盛产金子。苏门答腊正以产金著名。
法显说，他乘坐的商船离开耶婆提，“东北行，趋广州”。如果耶婆提是墨西哥，那么离开该地后就不可能东北行，而应该是西北行。基于此，我得出以上结论。

法显的贡献
法显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创造了多个第一。
他是第一个游历30多个国家携经而归的僧人。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曾西行取经求法，但在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一带)就停下了，没有继续西行。与法显同行的10人中，有的中途折回，有的故去，有的滞留不回，只有法显一人携经而归。
他是出国留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在南亚诸国学习佛教典籍、梵文、画像等，成为一位满腹经纶的高僧。
他是把梵文、巴利文典籍直接翻译为汉文的第一人。在他之前，佛经都是间接翻译。直接翻译使译文更加准确。

法显的贡献，主要有四点：
一、对于佛教界来说，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带回来的并且自己参与翻译的佛教典籍，尤其是戒律方面的典籍，现在寺院仍在研读、实行，对寺院的建设，僧人的修行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对于中国和南亚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法显是到过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些国家在谈到与中国的交往和友谊时必然谈到法显。斯里兰卡在法显曾经停留过的地方树了一块碑，称之为“法显村”。法显的游历，扩大了中国和南亚诸国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谊。他是中国的友好使者。
三、法显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法显那种乐于践行、勇于奉献、敢于担当、无惧无畏、矢志不移、自强不息、舍死忘生、忠于祖国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永远是后人的楷模。
四、法显自己撰写的游记《佛国记》，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无异于开启了观察外界的一扇窗口，对以后西行运动的开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了解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有了扎实的文字资料。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法显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以入天竺，赍(jī)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 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在谈到有史以来访问斯里兰卡的中国人时，也首推法显，称誉他为“伟大的旅行家”。印度尼西亚学者甫榕•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他还说，法显的《佛国记》关于耶婆提的描述，“是中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

法显与玄奘的比较
一部《西游记》，使唐代高僧玄奘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去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早于玄奘230年去天竺求法取经的东晋高僧法显却鲜为人知。在我国佛教史上，人们常把法显与玄奘并称。我以为，法显更加不易，更为伟大。
一、法显比玄奘早230余年去天竺取经。法显创辟荒途，更为艰难。他是中国游学南亚诸国的第一人。
二、玄奘西行正值壮年，法显西行已逾花甲。法显更为难能可贵。
三、玄奘去印度和从印度归来，都取道陆路。法显陆去海还，曾身历鲸波巨浪之险，更加艰难。
四、玄奘在西行中曾得到高昌王麴（qū）文泰的大力帮助，归国后又得到唐太宗、高宗父子的种种庇护。而法显虽也得到过如张掖王段业、敦煌太守李暠（hāo）这样一些人的施舍，但基本上他始终是一个寻常的和尚。他因于外力者少，而自身奋发者多，松风山月，更觉高人一等。
五、法显是第一个直接把梵文和巴利文佛经翻译成汉文的第一人。
六、《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口述，辩机撰文，而法显则亲自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佛国记》。该书为推动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成为郑和下西洋的指路明灯，为中国的航海、海洋文化、商务贸易、对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显》的创作始末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巴基斯坦国语乌尔都语专业。曾翻译出版了乌尔都文的文学作品《勇士》、《真纳传》、《悲哀世代》等。1984年加入了中国翻译协会。
1986年，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也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家。但我只有译著，而无著作，是件憾事！
1987年，我萌生了自己创作一部小说的念头。但写什么？很茫然。创作，不单要有驾御语言的能力，而且要有丰富的生活体验、社会经验。我先天不足，似乎这两方面都比较匮乏，无从下手。
有些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不期然而然。我就碰到了这样的事。
一天，我在文化部外联局亚洲处的一间办公室里的一个书柜里发现了一本铅印竖排法显撰写的《佛国记》。全书只有一万余字，可它的内容极其丰富。我深深地被法显的壮举所打动，打算以他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我选中以法显为创作题材，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对法显所游历的南亚地区的情况较熟；二是凡是谈到南亚各国与中国交往和友谊时必然会提到法显，他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友好使者；三是法显是个开拓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应该颂扬。
如何进行创作，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很多。诸如，如何塑造历史人物？如何塑造和尚？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关系？
我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阅读中外历史资料和佛教知识；二是求教名家。
我查阅的资料有：南亚各国的历史及其风土人情、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交通史、佛教历史、佛教方面的知识、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汉朝和两晋南北朝的史料等。
我写信给《佛国记》注释的作者、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章巽，请教他对把法显写成长篇小说的看法。他回信说，若能把法显写成长篇小说，将有助于加强中国与南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鼓励我做这一件事。
我写信给《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向他请教，如何写历史小说以及历史事实与虚构的比例，大概各占几成？他回信说：“历史小说很难写，你若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驾御历史人物的能力，最好不要写。”他善意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我写信给《少年天子》的作者凌力，向她请教，如何掌握历史事实与虚构的分寸？三、七开？四、六开？历史地名与现在地名如何处理？她回信说：“在历史小说中，历史事实与虚构各占几成，很难界定。基本历史事实不能违背，细节可以虚构。至于地名，最好用古地名，而用现在的地名加注。”
我到北京广济寺去请教《法音》主编静慧法师。向他询问，若把著名和尚法显写成小说，佛教界会有何反应？他说，佛教界不会反对，若能把法显法师的事迹广为传播，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准备，我决定开始动笔，写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
摸着石头过河。边摸索边写，边写边摸索。有时在写的过程中突然产生灵感，不期的情节跃到笔端，但有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节来。
写作中，最难的莫过于塑造法显这个人物及其他和尚。他们是僧人，注定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伴随着他们。常人可以领略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常人身上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可能。怎样把他们塑造成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颇费心思。尤其是，他们是流动的，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不会反复出现。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我的优势是，对南亚情况比较熟，风土人情了解得比较多，但又不能在小说里堆砌这些东西，担心人物会被它们所淹没。这是我时刻提醒自己注意的地方。
我把法显塑造成一位学而不倦、知识渊博、通晓医道、仁慈宽厚、意志坚强的长者。他既是一位中国最早的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又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他既是佛教的法师，又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学者。
我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终于于1992年完成了4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的创作。该书由中国旅游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从酝酿到成书，一共花了五年时间。
当时的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在1994年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以“ 法显与《灵鹫山》 ”为题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
1995年上半年，我应《珠海特区报》的编辑陈伯坚之约，把全书压缩为15万字，在《珠海特区报》上连载了半年。
2002年我受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之托，把《灵鹫山》压缩改写成乌尔都文，并由巴基斯坦女作家、《新闻报》记者莎赫纳·玛格布尔根据乌尔都文翻译成英文。这两个版本都已于2003年在巴基斯坦出版。同年3月，巴基斯坦举行了隆重的发行仪式。《光明日报》记者邹强以“东晋时代的高僧法显：中巴友好交流第一人”为题作了详细报道：3月23日，巴基斯坦国家民间遗产研究所内书墨飘香，《法显——访问次大陆的第一个中国人》一书英文版和乌尔都语版的发行仪式在此隆重举行。
2017年11月在企业家冯春海的大力支持下把《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更名为《法显》再版，三晋出版社出版。

我为法显精神所感动，写了一首小诗：

法显颂
天苍地茫众生苦，人间何来救世主？
晋僧法显怀慈悲，心无旁骛唯向佛。
年逾花甲求佛法，舍死忘生赴天竺。
戈壁茫茫鸟绝迹，葱岭皑皑几人顾？
千难万险偿夙愿，瞻仰圣迹三十国。
留学交流十四载，带情携经返汉土。
若无诚心感天地，几经海难葬鱼腹。
西行取经第一人，梵汉直译开山祖。
友好使者人称颂，中华脊梁好风骨。
坚毅奉献精神传，僧俗共进世界殊。

作者：袁维学， 194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县。长期在文化部外联局工作，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事业。曾任中国驻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使馆文化参赞。自幼酷爱文学、艺术，并潜心研习书法。1984年加入中国翻译协会,系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9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主要译著及书法集有：《悲哀世代》、《勇士》、《萨姬妲的爱与恨》、《真纳传》、《灵鹫山》、《法显》、《佛国记校注》等。其书法作品以行、草书见长，笔走龙蛇，气势恢宏。技法精熟，线条流畅，潇洒自如，沉着痛快，墨彩纷呈，布局自然，节奏鲜明，内涵丰富。
2001年曾获巴基斯坦总统“杰出成就奖”。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现任文化部老干部书画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书画院特聘书法家，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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